頷聯點出“詩眼”，也是陸游的名句，語言清新雋永。詩人只身住在小樓上，徹夜聽著春雨的淅瀝；次日清晨，深幽的小巷中傳來了叫賣杏花的聲音，告訴人們春已深了。綿綿的春雨，由詩人的聽覺中寫出；而淡蕩的春光，則在賣花聲里透出。寫得形象而有深致。傳說這兩句詩后來傳入宮中，深為孝宗所稱賞，可見一時傳誦之廣。歷來評此詩的人都以為這兩句細致貼切，描繪了一幅明艷生動的春光圖，但沒有注意到它在全詩中的作用不僅在于刻劃春光，而是與前后詩意渾然一體的。其實，“小樓一夜聽春雨”，正是說綿綿春雨如愁人的思緒。在讀這一句詩時，對“一夜”兩字不可輕輕放過，它正暗示了詩人一夜未曾入睡，國事家愁，伴著這雨聲而涌上了眉間心頭。李商隱的“秋陰不散霜飛晚，留得枯荷聽雨聲”，是以枯荷聽雨暗寓懷友之相思。陸游這里寫得更為含蓄深蘊，他雖然用了比較明快的字眼，但用意還是要表達自己的郁悶與惆悵，而且正是用明媚的春光作為背景，才與自己落寞情懷構成了鮮明的對照。
　　接下去的頸聯就道出了他的這種心情。在這明艷的春光中，詩人只能做的是“矮紙斜行閑作草”，陸游擅長行草，從現存的陸游手跡看，他的行草疏朗有致，風韻瀟灑。這一句實是暗用了張芝的典故。據說張芝擅草書，但平時都寫楷字，人問其故，回答說，“匆匆不暇草書”，意即寫草書太花時間，所以沒功夫寫。陸游客居京華，閑極無聊，所以以草書消遣。因為是小雨初霽，所以說“晴窗”，“細乳戲分茶”這里就是品茶、玩茶道。無事而作草書，晴窗下品著清茗，表面上看，是極閑適恬靜的境界，然而在這背后，正藏著詩人無限的感慨與牢騷。陸游素來有為國家作一番轟轟烈烈事業的宏愿，而嚴州知府的職位本與他的素志不合，何況覲見一次皇帝，不知要在客舍中等待多久！國家正是多事之秋，而詩人卻在以作書品茶消磨時光，真是無聊而可悲！于是再也捺不住心頭的怨憤，寫下了結尾兩句。
　　尾聯雖不像古人抱怨“素衣化為緇”（晉陸機作《為顧彥先贈好》：“京洛多風塵，素衣化為緇”），但這聯不僅道出了羈旅風霜之苦，又寓有京中惡濁，久居為其所化的意思。詩人聲稱清明不遠，應早日回家，而不愿在所謂“人間天堂”的江南臨安久留。詩人應召入京，卻只匆匆一過，便拂袖而去。陸游這里反用其意，其實是自我解嘲。
　　在陸游的眾多著名詩篇中，有壯懷激烈的愛國憂民之作，如《關山月》、《秋夜將曉出籬門迎涼有感》；有寄夢抒懷、悲憤凄切之作，如《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》，這些詩不是直抒胸臆，痛切陳詞，就是筆墨縱橫，撫古思今，都是雄壯的大氣磅礴之作；作者也有優美淳樸的鄉村生活描寫，如《游山西村》；也有緬懷愛情、追思往日幸福的傷感之作，如《沈園》。等等這些，都與《臨安春雨初霽》極不相似�！杜R安春雨初霽》沒有豪唱，也沒有悲鳴，沒有憤憤之詩，也沒有盈盈酸淚，有的只是結腸難解的郁悶和淡淡然的一聲輕嘆，“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”。
　　嚴酷的現實，使他不得不對朝廷對皇帝，對人生對社會作出一些陰暗的結論。與他的許多寄夢詩不一樣，在深夜，萬籟俱寂時，作者眼前沒有現實生活的情景攪擾，可以對著曠遠的星空和雨夜任意地幻想，說任何放言達詞。而身在繁榮帝都，作者卻身不由己。臨安城雖然春色明媚，但官僚們偏安一隅，忘報國仇，粉飾太平。作者是時刻清醒的，他在表面的升平氣象和繁榮面貌中看到了世人的麻木、朝廷的昏聵，想到了自己未酬的壯志。但他既不能高唱，又無法托情夢，只好借春色說愁緒，把春天寫成了無情之物。
　　可以說《臨安春雨初霽》反映了作者內心世界的另一方面，作者除了在戰場上、幕帳中和夜空下高唱報國之外，偶爾也有惆悵徘徊的時候。在幾乎同時所作的《書憤》中，作者就截然不同地表現了一貫的豪情。《書憤》在一定意義上是作者對自己悲壯一生的總結。“早歲那知世事艱”，卻終有膽量說“千載誰堪伯仲間”，把一生留給歷史公斷�！杜R安春雨初霽》、《書憤》的比較可以顯現出詩人感情思想的一個短時期的反復。陸游畢竟是陸游，他不會永久地停留在“閑”“戲”之上的。不久后他在嚴州任上，仍堅持抗金，并且付諸行動，表達于詩文，終于又被以“嘲詠風月”的罪名罷官。他的綿綿“杏花春雨”，在《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》中，發展成了“鐵馬冰河入夢來”的疾風暴雨。
　　一個詩人的性格是復雜的，一個始終剛強不屈、矢志不渝的烈士，也難免間或惆悵抑郁。這種抑郁惆悵與其雄奇悲壯并不矛盾。唯其抑郁惆悵得苦不堪言，才有更強烈的情懷的噴發。詩中一開頭就道“世味薄似紗”，正是作者對現實的否定，也體現出作者的剛直氣節。詩末拂袖而去，也是詩人對浮華帝都的不屑。因此，透過原詩的表面，依稀仍可看見一個威武不屈的形象，這個形象才是作者真正的一貫的自己。
創作背景
　　陸游的這寫這首《臨安春雨初霽》時他已六十二歲，在家鄉山陰（今浙江紹興）賦閑了五年。詩人少年時的意氣風發與壯年時的裘馬輕狂，都隨著歲月的流逝一去不返了。雖然他光復中原的壯志未衰，但對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的軟弱與黑暗，是日益見得明白了。陸游自王炎調離川陜后，也于淳熙五年（公元1178年）在蜀東歸，在福建、江西、浙江一帶做低級官吏�！安缿謳壮纱采戏D難何啻劍頭飲”的處境，和在王炎手下得以重用的情形是大不一樣的。淳熙十三年（公元1186年）春，作者奉詔入京，接受嚴州知州的職務，赴任之前，先到臨安（今浙江杭州）去覲見皇帝，住在西湖邊上的客棧里聽候召見，在百無聊賴中，寫下了這首廣泛傳誦的名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