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味道。
　　我為什么這樣解？因為我認為，解詩不能僅著手于詞字，更要著手于詩的總體寓意，并且要尤其著手于詩人寫作該詩的特定歷史背景和特定心理狀態(tài)。特別是對這樣一種反映重大歷史事件，表達正義呼聲和抒說自我胸懷的作品，更要從作者當時所處的背景、環(huán)境和心情、心境出發(fā)去仔細揣摩。
　　大家知道，該詩是譚嗣同就義前題在獄中壁上的絕命詩。1898年6月11日，光緒皇帝頒布“明定國是”詔書，宣布變法。1898年9月21日，慈禧太后就發(fā)動政變，囚禁光緒皇帝并開始大肆搜捕和屠殺維新派人物。譚嗣同當時拒絕了別人請他逃走的勸告（康有為經(jīng)上海逃往香港，梁啟超經(jīng)天津逃往日本），決心一死，愿以身殉法來喚醒和警策國人。他說：“各國變法，無不從流血而成，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，此國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，請自嗣同始。”詩的前兩句，表達的恰恰是：一些人“望門投止”地匆忙避難出走，使人想起高風亮節(jié)的張儉；一些人“忍死須臾”地自愿留下，并不畏一死，為的是能有更多的人能如一樣高風亮節(jié)的杜根那樣，出來堅貞不屈地效命于朝廷的興亡大業(yè)。詩的后兩句，則意為：而我呢，自赴一死，慷慨激揚；仰笑蒼天，凜然刑場！而留下的，將是那如莽莽昆侖一樣的浩然肝膽之氣！
　　“去留”的“去”字，這里是指一種行為趨向，意為“去留下”，“去留得”，沒有很實在的意義。譚嗣同是湖南瀏陽人。據(jù)我所知，南方方言和現(xiàn)在的普通話一樣，下面這種用法是常有的：用“去”去輔助另一個動詞構(gòu)成一個動詞詞組或動詞短語，而這個動詞詞組或動詞短語的含義大致就是后一個動詞的含義，如“去想一下”，“去死吧”，“明天去做什么”等等。這里的“去”字，并不表示空間上的去這里去那里，而是表示時間上的行為、事態(tài)之趨勢和傾向。也就是說，“去”可表空間意義上的位移，也可表時間意義上的發(fā)生。從整首詩的意思來看，“去留肝膽兩昆侖”中的“去”，應(yīng)是時間意義上的“去”，而不是空間意義上的“去”。很多人的理解，包括趙金九先生，恰恰是把它當作空間意義上“去”。而我們所流行的各種解釋，都是這樣思維定勢。我想，那時的官話或北方話也應(yīng)有這種用法吧？“去”字的這種重要語義，《現(xiàn)代漢語詞典》、《辭海》都有記載。
　　當然，“去留肝膽兩昆侖”這樣寫，是詩句表達的需要——包括平仄，全部的含義在于指代自己如莽莽昆侖一樣的浩然肝膽之氣。實際上，直接從字面上去解，去留下如昆侖一樣的“肝”（一昆侖）和如昆侖一樣的“膽”（一昆侖），這不也一樣表達了詩人的視死如歸、浩氣凜然和慷慨悲壯嗎？正是那種強烈的崇高感和悲壯感，激勵著詩人不畏一死、凜然刑場。而這句所表達的，正是那種震撼人心靈的、自赴一死的強烈崇高感和強烈悲壯感。
創(chuàng)作背景
　　光緒二十四年（1898）是農(nóng)歷的戊戌年，是年六月，光緒皇帝實行變法，八月，譚嗣同奉詔進京，參預(yù)新政。九月中旬，慈禧太后發(fā)動政變，囚禁光緒帝，并開始大肆捕殺維新黨人。康有為、梁啟超避往海外。許多人勸譚盡快離開，但他卻說，“不有行者，無以圖將來；不有死者，無以召后來”，決心留下來營救光緒帝。幾位日本友人力請他東渡日本，他說：“各國變法，無不以流血而成，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，此國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乏，請自嗣同始。”9月21日，他與楊深秀、劉光第、康廣仁、楊銳、林旭等五人同時被捕。這首詩即是他在獄中所作。
賞析
　　這首詩表達了對避禍出亡的變法領(lǐng)袖的褒揚祝福，對阻撓變法的頑固勢力的憎惡蔑視，同時也抒發(fā)了詩人愿為自己的理想而獻身的壯烈情懷。
　　“望門投止思張儉止”這一句，是身處囹圄的譚嗣同記掛、牽念倉促出逃的康有為等人的安危，借典述懷。私心祈告：他們大概也會像張儉一樣，得到擁護變法的人們的接納和保護。
　　“忍死須臾待杜根”，是用東漢諍臣義士的故事，微言大義。通過運用張儉的典故，以鄧太后影射慈禧，事體如出一轍，既有對鎮(zhèn)壓變法志士殘暴行徑的痛斥，也有對變法者東山再起的深情希冀。這一句主要是說，戊戌維新運動雖然眼下遭到重創(chuàng)，但作為銳意除舊布新的志士仁人，應(yīng)該志存高遠，忍死求生。等待時機，以期再展宏圖。
　　“我自橫刀向天笑”是承接上兩句而來：如若康、梁諸君能安然脫險，枕戈待旦，那么，我譚某區(qū)區(qū)一命豈足惜哉，自當從容地面對帶血的屠刀，沖天大笑。“讓魔鬼的宮殿在笑聲中動搖”。對于死，詩人譚嗣同早有準備。當政變發(fā)生時，同志們曾再三苦勸他避居日本使館，他斷然拒絕，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決心，所以才能處變不驚，視死如歸。
　　“去留肝膽兩昆侖”，對于去留問題，譚嗣同有自己的定見。在政變的第二天，譚氏待捕不至，遂往日本使館見梁啟超，勸其東游日本。他說：“不有行者，無以圖將來；不有死者，無以酬圣主。今南海（康有為）之生死未可卜，程嬰、杵臼、月照、西鄉(xiāng)，吾與足下分任之。”他出于“道”（變法大業(yè)、國家利益），也出于“義”（君臣之義、同志之義），甘愿效法《趙氏孤兒》中的公孫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鄉(xiāng)的行節(jié)，以個人的犧牲來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業(yè)，以自己的挺身赴難來酬報光緒皇帝的知遇之恩。同時，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熱血能夠驚覺茍且偷安的蕓蕓眾生，激發(fā)起變法圖強的革命狂瀾。在他看來，這偉大的身后事業(yè)，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、梁們的推動和領(lǐng)導(dǎo)。基于這種認知，他對分任去留兩職的同仁同志，給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評價：去者，留者。路途雖殊，目標則同，價值同高，正像昆侖山的兩座奇峰一樣，比肩并秀，各領(lǐng)千秋風騷。